社教运动（1 / 2）
跟着来的是批判电影《武训传》，批判《早春二月》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，胡适、俞平伯都榜上有名。后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风“反革命集团”这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事件。胡风本人以外，被牵涉到的人数不少，艺术界ศ和学术界ศ都有。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反革命的运动，自杀的人时有所闻。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，到了这样的时候，晚上开车，要十分警惕，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，甘愿做轮下之鬼。
我左思右想，沉痛内疚，觉得自己้有罪，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。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，深信“原罪”的说法。在好多好多年，这种“原罪”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。
在学生中ณ，新旧ງ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。国民党垂死挣扎，进步学生猛烈进攻。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：在北平有两ä个解放区，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，一个ฐ是清华园。我住在红楼ä，有几次也受到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纠集的天桥流氓等闯进来捣乱ກ的威胁。我们在夜里用桌椅封锁了楼口，严阵以待，闹得人心惶惶，我们觉得又可恨，又可笑。
1939๗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。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、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，理应震撼三界ศ，摇动五洲，使禽兽颤抖，使人类失色。然而，我有幸身临其境，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——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——好像是春梦初觉，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。战争初期阶段，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，对我则是一个ฐ打击。他们每胜利一次，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。积之既久，失眠成病，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。
眼看快要到เ1934年的夏天，我就要离开学校了。真好像是大旱之ใ年遇到甘霖，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，托人邀我到เ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。月薪大洋一百六十元，是大学助教的一倍。大概ฐ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，我就被认为是家，而文学家都一定能教国文，这就是当时的逻辑。这一举真让我受宠若惊，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：我是学西洋文学的，高中国文教员我当得了吗？何况我的前任是被学生“架”(当时学生术语，意思是“赶”)走的，足见学生不易对付。我去无疑是自找麻烦，自讨苦吃，无异于跳火坑。我左考虑，右考虑，终于举棋不定，不敢答复。然而，时间是不饶人的。暑假就在眼前，离校已成定局，最后我咬了咬牙，横下了一条心：“你有勇气请，我就有勇气承担！”
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，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。在小学和初中ณ时，成绩不能ม算坏，总在班上前几名，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。我毫不在意，照样钓鱼、摸虾。到了高中，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เ了王玉先生的表扬，英文是全班第一。其他课程考个高分并不难，只需稍稍一背，就能应付裕如。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ฐ甲等第一，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，是全校惟一的一个学生。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，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ฐ扇面奖给我。这样被别人一指，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。从此认真注意考试名次，再不掉以轻心。结果两年之内，四次期考，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，威名大震。
在我能ม记事儿的时候，我们家已๐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。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“白的”(指白面)，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，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。我在春天和夏天，割了青草，或劈了高粱叶，背到二大爷家里，喂他的老黄牛。赖在那里不走，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，打一打牙祭。夏天和秋天，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，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。不知道积攒多少次，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，磨成面，吃上一顿“白的”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。但是，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。她只是坐在那里，瞅着我吃，眼里好像有点操湿。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！但是，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：有朝一日，将来长大了，也让母亲吃点“白的”可是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“白的”母亲竟舍我而去，留下了我一个ฐ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，抱恨终天！
在“老佛爷”仗着后台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时候，校园里残暴野蛮的事情越来越多。抄家，批斗ç，打人，骂人，脖子上挂大木牌子，头上戴高帽子，任意污辱人，放胆造谣言，以至发展到เ用长矛杀人，不用说人性，连兽性都没有了。我认为这不符合群众路线，不符合什么人的“革命路线”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，我又发了牛脾气，自己้跳了出来，其中危险我是知道的。我在日记里写过：“为ฦ了保卫什么เ人的革命路线，虽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”这完全是真诚的，半点虚伪也没有。
同时，我还有点自信：我头上没有辫子，屁股上没有尾吧。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，没有干反人民的事情。我怀着冒险、侥幸又还有点自信的心情，挺身出来反对那ว一位“老佛爷”我完完全全是“自己跳出来”的。
没想到，也可以说是已经想到，这一跳就跳进了“牛棚”我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，我起来在太岁头上动土“老佛爷”恨